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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的幸福（第1页）

在排练室排了五个小时，白衍汗如雨下，心力交瘁。

“虽然整首歌我只是弹这么几个和弦。但就算是一头牛重复耕了几十次的地，那身体也是会累的吧。”他如是说道，便甩了甩手，吵嚷着说不排练了。

邱振赫坐在鼓凳上，胸口急促地起伏着，也说要休息休息。

我们使用的乐器是这家排练室的老板借给我们的。

据白衍说，这家排练室是整个宁波设备最齐全的地方，不仅仅有各种效果器和法兹，乐器也是应有尽有，除了需要插电的电吉他，还有各式木吉他供人选择。

跟白衍和邱振赫相比，宋屿川像是不知疲倦，席地而坐开始自弹自唱起来，完全没有顾及其他人的存在。

“不是，你们看看川儿，那吉他弹得真的太不像话了。”白衍忍不住扯了扯邱振赫的衣袖，有点愤懑不平，“他那个烂吉他什么时候能弹这么流利了，我都感觉他像是换了个人。”

白衍目不转睛盯着宋屿川，肯定道：“对，他肯定是被什么人附体了。”

邱振赫与白衍心领神会，对了个眼神表示赞同。

怎么都是一个时间段一起决定学习器乐的，差别就有这么大呢？真不知道是该说他们笨，还是说宋屿川真的有学习乐器的天赋了。

看着宋屿川流利扫弦的模样，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本以为他是在研究生退学之后，因我的一句玩笑话才学起吉他的，没想到高中时他就已将吉他弹得如此娴熟。说什么都是为了我，一派胡言。

Liar。

排练站了很长时间，我的身体也有点僵，双腿灌了铅一样重。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听着从宋屿川嘴里吐出的声音和他经常弹起的旋律，我总是会想起以前，就像是被困在回忆的沼泽地一般。

我知道回顾往昔只是徒增烦恼，可他熟悉的声音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，幸福曾经离我那么近，却又那么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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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过昏暗的弄堂，拐过几道弯，脚下的路面从坚硬的水泥逐渐变为石板。暖色的路灯还不至于让这条小巷彻底失去光明。路越走越偏僻，也越来越窄。

“既然你那么讨厌人多的地方，也不喜欢我那些朋友，那就没有必要呆在那个地方了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”

那是我陪宋屿川过的第一个生日，跟每一年他的生日一样，他照旧办了派对，在他父亲给他买的别墅里，邀请了很多朋友们来玩。

也就是在那天，看着他在草坪上跟他的朋友疯跑、满地打滚的场面，我才第一次发觉我跟他的不同。

我想起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玩伴。记得那时爷爷奶奶刚去世，母亲和父亲搬离了爷爷奶奶的房子。母亲继承了外公的地，在乡镇搭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屋。

我的邻居是一个跟我同龄的小男孩，虽然现在我忘记了他的名字，但至少我们共度了小学五六年的时光，而那段记忆在我脑海里至今鲜活。

那个镇里大多都是买了地、自己找工人建起的屋子。乡镇背靠轻纺城，大多数村民都依靠着做纺织生意在镇里自建了三层或四层的小洋楼，刷了漂亮颜色的外墙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家的水泥平房就显得格外突兀，就像是一片茂密树林中的一棵矮树。

我们在一起玩耍时，他总喜欢站上大段大段的楼梯往下跳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几乎就是一种毫无成本的冒险和刺激。

他不喜欢一个人玩这个游戏，总会提出要跟我比赛跳楼梯，就好像谁跳得多谁就是最勇敢的人。

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跳整整一排楼梯，甚至也不顾自己是否摔得惨痛。可我只跳几格就不敢再跳了，总觉得这太危险了，站上大段的楼梯往下跳，就要随时做好摔得粉身碎骨的准备。

但相比起需要承担的惨痛代价，我只是害怕游戏过后，我该如何和父母解释自己摔得灰头土脸的模样。

父母一定会问我去干什么了，他们又会说如果我摔疼了，就要去医院，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，仅仅因为我的胡闹玩乐而带我去看病，为我的快乐买单。

如果我提起那个男生的名字，父母就会变得更加生气，说：“他们家跟我们家能一样吗？人家家里是大老板，而你的父母就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职业而已，拿着月薪几百的工资，背着几千块的借款，除了要维持生活开销和支持你学习之外，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
那时我只是个小孩，根本不懂这其中的含义，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一起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

因为在他们家玩闹就需要遵守许多的规章制度，不能随意跑动、不能大声喧哗等等，所以他更喜欢在我家里玩，我家相比起他家来说更加自由，也没什么束缚。

就比如他最喜欢玩的跳楼梯，他们家是大理石，所以他跳下来经常打滑，而我们家的楼梯是水泥地，在地下室，具有一定的摩擦力，跳下来不容易打滑，也不让会让他摔倒。

他家的墙壁被好看的布包裹起来，不能随意地在墙面上乱涂乱画，而我家是石灰墙，着色容易。

他喜欢拿着彩笔在我家的墙上涂鸦，画各种各样抽象的图案和线条，画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。

他父母很少在身边陪他，所以他的画里总是有他自己和他的父母三个人在一起的场景。

我想，这大概是他心底深处的愿景吧。

我虽然不敢真正地在墙上画些什么，但看他画画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性地愿望自己画一个人和一栋房子。

在父母的教育之下，我总希望能逃离片刻，那个地方没有父母，只有松了一口气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