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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:“清介善谋,尤长于工作之事。北京城池、九门、两宫、三殿、五府、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,凡语诸役,一受成算而已。后为治张秋河道卒。”更难得的是,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,对钱财毫无兴趣。皇帝给他的赏赐,他都还回去了。在阮安死后,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,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,如此廉洁,实属罕见。
《孤树裒谈》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:宣德临死之际,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,他说皇帝崩时“肤肌燥裂犹燔鱼,以烈剂”。这个“阮安留”即是“阮阿留”,正是阮安的小名。说明在宣德一朝,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。
说到阮安修建九门九闸,还有一件事必须跟大家讲讲。
小说里描写了京城大雨成灾,紫禁城外洪水滚滚,主角驾棺漂浮而出。这个桥段虽是杜撰,但也绝非凭空得来。
水灾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为头疼的麻烦。虽然京城身处燕北干燥之地,可一旦下起暴雨来,势头丝毫不弱于南方。每年从五月底到八月底,京城都会面临暴雨成灾的窘境,动辄水淹盈尺,把半个城区都泡在水里。明代相关的文献中,隔三岔五就能看到“都城摧塌者,几百余丈;室庐垣墙寝圮,动以万计”“雨水霖霪,动经半月,倾颓墙屋”之类的描写。
李时勉特别介绍过京城的气候规律:“今岁正月不雨,至于四月。四月凡三得雨,虽未厌足,然人皆喜。五月朔日始大雨,朝野相庆。自是淋淫不绝,晴无连三日者。有时雨骤,至沟渠泛溢,街巷水没焉,墙屋颓毁相望。”
比如在永乐四年八月,北京遭遇水灾:“坏北京城五千三百二十丈,天棚、门楼、铺台十一所。”居然把城墙泡塌了五千多丈,这个破坏效果实在惊人。再比如正统四年五月:“大雨骤降,自昏达旦。城中沟渠,未及疏浚。城外隍池,新甃狭窄,视旧减半,又作新桥闸,次第壅遏,水无所泄。”这次灾害,足足冲毁了官舍与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,溺死男女二十一人。
成化六年与十三年,爆发了两次京城水灾,受灾人数都在两千户以上,这可是京城里的居民。弘治二年七月,出现了一场“数十年来水患,未有甚于此日者也”的大灾,受灾人数更是骇人。
这些水灾,大到什么程度呢?
嘉靖二十五年曾经有过一次水灾,洪水淹没了承天门(今)外的诸部衙署。其中刑部的监狱地处低洼,率先被淹没。当时牢房里有一千多个犯人,眼看就要被淹死。管监狱的主事徐学诗当机立断,打开监狱,号召犯人们自救,赶紧转移到附近比较高的地方,比如城隍庙。实在来不及转移的,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栅,爬到上头去。这些犯人又冷又饿,徐学诗选拔了几个游泳健将,游出去买饼买姜,再设法送回来。三天以后水退了,刑部领导一看,一个没死,都大为赞叹——堂堂京师刑部大狱,竟能演出荒岛求生的戏码。
万历三十二年七月,也爆发了一场水灾,被淹没的是锦衣卫大牢。可惜这次没有徐学诗这样的人了,囚犯尽皆溺亡。事后沈一贯去视察现场,震惊无比:“今年雨多,即墙外大路设有沟渠,亦皆渰没,况此监中如同壑底,何能待其暗消?人多地窄,气蒸臭秽,不论有罪、无罪,死生难保,情实可怜!”
这一次洪灾极为可怕,工部统计下来,光是奏报坍塌者就有三百丈,又经过十日连雨,内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余,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余,几乎可以说是倾城了。老百姓们不得不爬到高处,扛着锅煮饭,不少人甚至因此饿死在自家屋顶。
万历三十九年夏天,首辅叶向高本来早上起来,准备上班去,结果看看外面,给皇上写了一封《水灾揭》:“连日大雨不歇,满城皆水。昨早臣五鼓而起,方拟趋朝候领诰命,而自臣所居,至长安门一带,皆成长河,水深五六尺,舆马、徒步皆不得施。无可奈何,只于私宅叩首,仍另行报名,躬谢天恩。”——今天雨实在太大了,从我住的地方到办公室的路全淹了,五六尺深的水,骑马走路都没辙。我实在赶不过去打卡上班,跟领导你说一声。
堂堂一国总理,办公室都没法去了,竟然会窘迫到这地步。可见京城的雨灾有多么夸张。除了紫禁城内不曾遭灾,其他地方概莫能外。
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写过一首《乙巳都城大水》,单表京城洪水之盛:“阁道行船悲未央,河鱼东下海洋洋。都抛大内金钱赈,不用人间红帖粮。”——“阁道行船”,是说长安街上都能开船了,可见洪水之深,规模之巨。
关于城里行船的描写,于若瀛的《愁雨篇》更为传神:
天雨夏日逢甲子,占者皆言舟入市。
今年闰月甲子雨,萧萧浃月愁人耳。
岂期连日雨翻盆,恍惚若有蛟龙奔。
中宵如注不暂歇,窗风扑灯灯为昏。
地轴摧陷天逾黑,长安一夜成水国。
室庐半塌哭声吞,沉灶鸣蛙安得食。
鬼神一怒不肯休,七月六日雨益急。
震反撼屋屋瓦响,携灯照阶阶水长。
平明启户不能出,都城内外皆施桨。
事实上,《宣宗实录》里有过明确记载。在洪熙元年七月,也就是本书故事发生后的一个月,京城恰好遭遇了一场暴雨洪灾,会同馆堂屋与墙垣因此损毁,连齐化、正阳、顺承等门城垣也出现坍塌。一直到了九月份,工部还在抱怨说:“北京城垣东西北三间面有倾颓,城楼、更铺亦多摧敝。请本部具材,行后府发军修治。”因为损毁得太过严重,宣德皇帝又把精力放在了陵寝修建上,只得宣布来年春暖后再来管这一摊事。
所以主角吴定缘在洪熙元年六月初赶上一场京城大雨,让他在紫禁城前、长安街头驾棺行舟,不算夸张。
最后再简单说说迁都和漕运。
洪熙皇帝一直想迁都回南京,而且在遗诏里明确表示:“南北供亿之劳,军民俱困,四方向仰咸南京,斯亦吾之素心,君国子民宜从众志。”宣德继承皇位之后,也有过这样的打算,但最终并未付诸实现。他统治期间,唯一的表示就是让北京六部继续维持“行在”的称呼,表明留在北京是暂时的,我迟早是要回南京的。
但为什么他没积极推动这件事呢?理由很简单,还是地震。
洪熙元年上半年南京震了三十次,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宣德在洪熙元年六月登基,随后南京城又地震了九次。接下来从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,又一口气震了三十五次。这么算下来的话,洪熙加宣德,爷俩在位期间南京一共地震了七十四次,南京简直像是开了震动挡一样。
如果这还不足以震慑读者的话,咱们可以纵向比较一下。有明一代,除去洪、宣之外,赶上南京地震最多的是弘治,十三次,其次是成化,五次,再次是永乐,四次,其他皇帝不过零星两三次。他们绑到一块,都不及洪熙、宣德父子俩。看来老天爷是真心不乐意啊。
在这种情况之下,就算宣德想迁都,也真心迁不动。朝里还有一堆别的事,只好先缓缓。这一缓,缓到后面的正统、景泰、成化几位皇帝在位,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,对南京毫无感情,迁都这事自然也就彻底作罢。
迁都不成,漕运自然也得维持。于是京杭大运河得以保留运转,忠诚地为大明王朝服务到了最后一刻。
(全书完),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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