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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注意,这和日本并不一样,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,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,但在中国人的身上,它是尤其明显的。”
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: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,他们就把这些文字,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,并且写成了一排、一列,方方正正,从那个时候开始,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。”
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,他们深耕多年,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。
除了子弹,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,五体投地。
但这几句话一出来,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。
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,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,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。
天下大同,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,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,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,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,但这些都还太遥远。
他们一开始的渴求,是“恢复秩序”,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。
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,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。
那么,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?
尾上兼英站起来,他问了这一个问题。并且,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。
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:“物哀文化。”
日本人没有反对,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。
日本人的民族性是“秩序”吗?他们战乱了数千年,近代才得以统一,这怎么会和“秩序”有关系。
“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,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,十八世纪之前,日本的研究学者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,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……”
余切扫向台下的人:“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?”
答案不约而同,是《源氏物语》。这本书里面的“物哀”不光是哀伤,而是“真情流露”,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,称之为“哀”。
余切说:“尽管中国人也有‘物哀’的想法,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,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,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,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,我们多的是‘大禹治水’,‘愚公移山’、‘精卫填海’这些故事……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,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灾难。”
日本的神话不光是灾难,也有对太阳的崇拜,祖先崇拜,政治特性——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,余切真要说一句,请反对天皇吧,他们伪造了你们的神话。
将他伪造太阳神的子孙,将皇室作为神灵的血脉。
他又问:“在座有研究马哲的吗?”
怎么会没有呢?尾上兼英本人就对马哲有涉猎,余切向他说“物质决定意识”那一套东西。“日本的自然环境多灾多难,频繁的地震、海啸等自然灾害,使得日本人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有深刻的感受。”
但余切又说,“中华文化源头是黄河文明,生产力展的必要,促使我们构成对‘秩序’需求的自然基础,但黄河这条母亲河也并不是一直那么温柔,在历史上,它多次改道、泛滥,引惨绝人寰的事件……但尽管如此,中国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物哀文化。”
“我们可以这么说,从秩序上讲,中国人渴望这个世界运行有道,而日本人并没有;从物哀上讲,中国人更为积极向上,要改变天,改变地,而日本人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,他们认为这是神灵的事情,是那些有血统的人去做的事情,和平民无关。”
“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?我们从团结引申到秩序,从物哀引申到了什么?谁告诉我那个词?”
这个阶梯教室,已经完全安静下来,只有余切的声音。
有的人心里面想到了答案,但他们不敢说出来。
因为答案是“服从”。
日本人并无改变世界的勇气,他们关注自己本身的情绪。
但这究竟和核时代的文学,有什么关系呢?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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