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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可读（第3页）

普在河阳上表自诉（云云），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宫中，夫所谓轻议者，议于太祖之前也。议与不议，太祖自知，普何庸表诉？苟无影迹，太祖抑可宣诸中外，奚必密缄以俟他日？然则欲盖弥彰之心见矣。（一）

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，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。迨及暮年，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，太祖且患其逼，而知德昭之不保，普探志以献谋，其事甚秘。（二）

卢多逊窥见以摘发之，太祖不忍于弟，以遵母志；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，交相覆蔽，以消他日之衅隙。（三）

这段议论，我把它分成三小节，以便于分析。第一节最精彩，谓轻议者“议于太祖之前”，是仍遵杜太后的遗命，还是父业子继，将来传位于德昭。此事既为君臣二人，不传六耳的密议，赵普又何必作此表白？若以为“外人”（指卢多逊）所传，赵普会在太祖面前进谗，谓光义如何如何，以致影响了政局的安定，而进谗之说，本无其事，则太祖即应宣示赵普的“自诉”，平息流言，安定人心。不此之图，而又手封密藏。可知原有“轻议”之事，而留此文件备异日之用。是何用处，见第三节。

第二节分析太祖兄弟间的矛盾，以及何以有“轻议”光义的原因，“其事甚秘”，则王夫之所论，亦为想当然耳。但根据当时情势，此“想当然”实为必然之事。不过太祖未接纳赵普的“献谋”，亦不尽由于不敢违太后之命。其说详下。

第三节中王夫之的看法，比较可议。谓太祖“不忍于弟，以遵母志，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”，强调母子兄弟间的情感，并未搔着痒处。事实是，陈桥兵变，本出于光义一手策划，以太祖仁厚得军心，故以拥戴，其情事与武昌起义推黎元洪为都督，仿佛相似。张溥论“金匮之盟”，有一段话精警非凡：

太祖宠隆周宝，窃器孤雏，有子不享，或云天道；然太宗虎视大物，不韪之名，推兄居之，除取纳怀，并忘久假，哲人世济，南渡始绝。获天过厚，为涂典午，死不服也！

“复社二张”——张溥、张采知人论世，持论皆不免于苛。此论杂以感情，诸如“死不服也”之类，尤非史论正体。但论太宗（光义）“虎视大物”及篡夺“孤儿寡妇”的天下，“推兄居之”实为卓识。只是“推兄”居“不韪之名”，则又未必。

如果光义自忖能取天下，又何惜乎居功篡夺天下？无奈其势不可：第一，威望不足；第二，此时光义官衔不过“供奉官都使”，如自取黄袍加身，则“殿前都点检”赵匡胤将何以处此非常之变？若谓公不顾私，则帝位未登，先有阋墙之祸，倘或将顺行事，莫非伏地向光义称万岁？凡此皆情势至为不顺之事。是故光义“虎视大物”必先“推兄居之”，以为过渡。

我在想，“金匮之盟”，言之成理。杜太后未必有此见识，极可能是光义自己所设计。宋太祖照他的设计实行，则在建隆五年七月，即杜太后崩后一个月，光义便已心照。因为以光义为开封尹，光美为开元尹，即是一个很显明的信号。

但杜太后的遗命，由赵普做成记录，藏之金匮，则为光义始料所不及，说得明白些，光义只知道杜太后临终前有遗言，不知还有书面遗嘱。

因此，在光义久任开封尹时，无异太子之在青宫，储位早定。如果解除光义开封尹的职务，即无异于废太子，是件动摇国本的事，此所以即令太祖有不遵遗命、传位于子的意念，亦不敢轻发。

但事虽未行，形迹应已显露。光义如果证实了太祖一度有背母而传子的打算，当然会生嫌隙，则将来大权在握，可能会对德昭不利，因此必须设法弥补此一可能已存在的裂痕。

分析到这里，读者当可明了，赵普自河阳上表，是为他们君臣掩盖曾作“轻议”的痕迹。表面看是赵普声辩，根本不曾“轻议”皇弟，实际上是要表示太祖根本不曾与赵普有何“轻议”。

为了一清眉目，我将赵家兄弟篡周及“享国”的分配计划与演变过程，条列并作必要的补充如下：

一，周，显德六年十一月，赵光义主谋，发动“陈桥兵变”，赵普亦与谋，推戴赵匡胤为天子，为宋太祖。太祖仁厚简率，不喜繁文缛节，居常饮酒自适。领袖欲、权力欲，皆远淡于其弟光义。

二，由于形禁势格，赵光义不得不推戴其兄，以为过渡。但父死子继的宗法观念，因以“主少国疑，国赖长君”，以柴氏失国的现实教训为鉴，说动杜太后定下皇位嬗递的顺序，以兄终弟及的原则，使赵家三兄弟相继为帝，最后再传回太祖之子德昭。

三，杜太后崩后一月，以皇弟光义为开封尹、光美为开元尹（按：开封为东京；开元即洛阳为西京，与唐朝相反。唐朝建都长安，洛阳在东，故称东都）。五代以来，以京尹为储位，如郭威篡汉而为周，以养子柴荣为开封尹，继位而为周世宗；以后太宗以寿王为太子，兼判开封府，皆其明证。所以太祖以光义为开封尹，即明示将传位于弟。又，“开元”为“西京”，则其地位仅亚于东京开封。以光美为开元尹，等于宣示其为第二储位。俟光义接位，则光美必由开元尹调开封尹。凡此安排，均显示杜太后已有遗命，而太祖遵遗命行事。但光义并不知杜太后的遗命，已成书面的盟约，藏诸金匮。

四，太祖开宝六年，光义任开封尹已十二年，赵普献议背弃金匮之盟。按：赵普的建议，如果见用，则必立太子。但以前既未立太子，且以光义为开封尹，明示储位已定，较之清朝康熙以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，用天子自将的正黄旗纛，以暗示继承有人，尤为明确。但其时光义羽翼已成，一旦建立东宫，形同废立，后果不测，所以太祖虽欲背盟传子，其势不可。

五，但“轻议皇弟”之事，已有风传。卢多逊乘机排挤赵普，因而罢相，出镇河阳，为对光义的一种安抚手段。

六，太祖犹恐有“轻议”之事，致光义猜疑，将来不利于德昭，所以务欲洗去此痕迹，能有力地证明他始终遵守“金匮之盟”。既然如此，光义自亦不能违母背盟，而皇位终得传于德昭。因有赵普河阳所上一表，太祖手封藏诸金匮，乃是预先制造一个坚强的证据。同时，封光义为晋王，班在宰相之上，暗示将坚守遗命。

以上是开宝六年的情况。七年曹彬下江南，八年李后主“仓皇辞庙”，九年吴越王钱俶朝宋。是年十一月，太祖崩，有所谓“斧声烛影”之疑，此实妄人误会，因一“斧”字，以为晋王光义有弑兄之嫌。殊不知此斧名“柱斧”，以玉雕成斧形，长约尺许，为太祖随手所携，作指点之用，亦似议会主席所用木槌。当廷议时，有维持秩序的功效，岂能用以杀人？

光义即位，是为后之太宗，年号“太平兴国”。《宋史纪事本末·金匮之盟》记载：

冬十月，帝有疾。壬午夜，大雪，帝召晋王光义，嘱以后事。左右不得闻，但遥见烛影下，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，既而上引柱斧戳地，大声谓晋王曰：“好为之！”俄而帝崩，时漏下四鼓矣。宋皇后见晋王，愕然遽呼曰：“吾母子之命，皆托于官家。”晋王泣曰：“共保富贵，无忧也。”甲寅，晋王光义即皇帝位，改名炅。号宋后为开宝皇后，迁之西宫。以弟廷美为开封尹，封齐王；兄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，兼侍中，封武功郡王；德芳为山西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。廷美即光美也。寻诏太祖、廷美子女并称皇子、皇女，以示一体。

这一段记事非常清楚，赵家兄弟均照金匮之盟行事，以廷美为开封尹，取三兄弟之子女并称“皇子、皇女”，含意尤为明显，大宋的下一位皇帝是齐王廷美。而德昭继廷美而“兼侍中”，以及具有“皇子”身份，亦暗示着若干年后可能继廷美为帝。至于太祖临终所嘱，当是将杜太后的遗命复述一遍，显然，他亦不曾明说有书面的金匮之盟。

至太平兴国四年，骨肉之祸萌生，而先死者竟为德昭。《金匮之盟》记：

八月，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。初，德昭从帝征幽州，军中尝夜惊，不知帝所在，有谋立德昭者。帝闻，不悦。及还，以征北未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赏，德昭以为言，帝大怒曰：“待汝自为之，赏未晚也。”德昭退而自刎，帝闻之，惊悔，往抱其尸，大哭曰：“痴儿何至此邪？”赠中书令，追封魏王，谥曰懿。

太宗征契丹，事在其年五月。时当平北汉之后，思量乘胜取幽蓟，诸将多以为师疲饷匮，又值盛夏，不宜远征，唯有一将相赞，太宗意决，自太原发兵。起初势如破竹，眼看破燕在即，不道契丹遣名将耶律休哥救燕，高梁河一役，宋军大败，死者万余人，战场上混乱不堪，契丹追太宗至涿州，太宗臀部中箭，几于不免，后来终因箭创复发而崩。

至于“军中尝夜惊，不知帝所在”，其事离奇之至！既谓“有谋立德昭者”，可知其时为行军途中，非接战之际，否则环境不容许议此大事。而行军扎营，御幄为中军大帐，刁斗森严，警跸重重，岂有不知御驾所在之理？细细想去，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：太宗亲征，载宫眷于后车，大概半夜微行，不知宿在哪个爱姬帐中，一时无处寻觅，又当新败之后，以致大起恐慌。如果推测属实，则军中携妇人不祥的说法，信而有征了。

德昭之自刎，到底是一时愤激轻生，还是太祖旧人，借机拥立，德昭惧祸自杀，已无可考。但德昭既死，其弟兴元尹德芳于两年后又卒，使得廷美失去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，对他非常不利，是件很明显的事。《金匮之盟》载：

时（太平兴国六年春夏间）卢多逊专政，赵普奉朝请累年，多逊益毁之，谓普初无立上意，普郁郁不得志。会晋邸旧僚柴禹锡、赵镕、杨守一告秦王廷美骄恣，将有阴谋窃发。帝疑以问普，普因言愿备枢轴，以察奸变，且自陈曰：“臣忝旧臣，为权俸所沮。”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，及前朝上表自诉等事。帝发金匮，得誓书，及览普前表，因诏见，谓曰：“人谁无过？朕不待五十，已知四十九年非矣！”九月，拜普司徒，兼侍中，封梁国公。

“帝疑以问普”，便有不信卢多逊之意，赵普至此始具道“金匮之盟”始末，是掌握了最适当的时机。否则，便有斧凿之痕，反坐实了他当年“轻议”之事。即或太宗虑不及此，亦自有卢多逊会提醒他。此为高度的政治技巧，但关键在于能守得住，所以这种高度的政治技巧，非可言于轻冒躁进之徒。

凡为英主，都善于操纵矛盾。是以赵普的复起，即意味着卢多逊已失势了。他的内心自然不安，赵普亦屡次暗示，上表引退，而卢多逊“贪图权位，不能决”。于是赵普就不能不动手了。

卢多逊并非纯臣，要捉他的短处多得很，但赵普“一石两鸟”，侦得卢多逊曾遣人交通秦王。所遣之人名赵白，身份是所谓“堂吏”，堂者宰相的“都堂”，堂吏即在都堂管杂务的事务人员，但往往是宰相的心腹。所以这一状一告，太宗大怒，先解除卢多逊宰相的职务，只留兵部尚书的本职，两天以后下御史狱，接着逮捕赵白及秦王廷美的另外两名侍从，派大员审问，据说卢多逊承认：

累遣赵白以中书机密事，密告廷美，且曰：“愿宫车晏驾，尽力事大王。”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逊云：“承旨言正合我意。”因遗之弓矢，多逊受之。

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。以卢多逊的智计，绝不可能说出“愿宫车晏驾”的话，秦王亦绝不可能答以“正合我意”。因为照上述所记载的问答，语气是本无皇位之分，妄存野心，尤其“愿宫车晏驾”之语，意味着将谋弑太宗，使廷美接位，更是如梦呓般的空话。事实上储位既定，只要安分供职，迟早会接皇位，何用轻举妄动？所以卢多逊果真说过这话，也是诬服。

按：卢多逊之狱，命“翰林承旨李昉、学士扈蒙、卫尉卿崔仁冀、御史滕中正等杂治之”。所谓“杂治”，即非专就一事而鞫问，钦派的审判官，皆得就本身职权有关者，单独提审。“杂治”一词，常见于史籍，最早见于《史记》列传五十八，《淮南衡山王传》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