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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章（第1页）

“这和直接把他送进监狱没有区别。我们不能把他当难民处理吗？送他来波恩，BND[4]之前难道不是这么做的吗？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规矩和惩罚，但无论如何先让‘麻雀’到波恩来，如果你把他送回东柏林，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，而且——”

“没有‘而且’。我不会让我的特工帮助一个外国公民非法出境。你也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立场。”

霍恩斯比绕开安德烈，打开地下室的门，安德烈试图挤出去继续争辩，但站在走廊里的安保人员把他推了回去，砰地关上门，上锁。情报官咒骂了一句，用力踹了两下门，转过身，搜索堆放在地下室里的物品，寻找能撬锁的东西。储物架上放着十二罐一箱的啤酒，手电筒，备用电池、沙袋、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铅笔，还有步枪子弹，不过没有步枪。他呆站了一会儿，再次走到门边，按了按纹丝不动的把手，蹲下来，琢磨锁的类型。这个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虑到要兼作拘留室，因为锁的这一侧只有把手，没有锁孔，铰链也封死在门框里，防止被撬。安德烈背靠着储物架，坐到地板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，灯熄灭了，把他投入凝滞的黑暗之中。

——

驻波恩英国大使馆的安保人员，显然没有看守囚徒的经验，公平而论，这不是他们的过错，那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一般而言，大使馆警卫的思考模式是，如何挡住外面的人，而不是如何阻止里面的人出去。没有人确切知道安德烈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，各种间接证据表明，应该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间。安德烈用了五天时间摸清楚守卫的换班模式，日班保安至少有两处严重疏忽，第一是送餐的时候直接把门打开；第二是毫无戒心，在安德烈假装友善地闲聊的时候没有管住嘴巴。日班警卫于尔根·施瓦茨谈到了自己的女儿，泄漏了一条小小的、似乎无害的信息：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钟下班，开车到学校去。而晚班警卫并不会因此提早来上班。

于是，7月7日傍晚，警卫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，之后就没人见过他，不过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施瓦茨像以往那样提早下班，接女儿去了。安保处处长有些疑惑，因为施瓦茨的帽子还挂在休息室墙上，但这是星期五，所有人脑子里都想着周末。根据记录，最后一个离开大使馆的是二等秘书路易·桑德兰，彼时是傍晚六点二十二分。晚上七点左右，晚班警卫来了，巡视了办公室，然后检查了洗手间和地下室。据晚班警卫回忆，地下室门是锁着的，没有异常。当天稍晚的时候，地下室传来砰砰的敲门声，晚班警卫认为囚犯在发泄情绪，于是没有理会。

直到星期六早上，7月8日，日班警卫带着面包和水打开地下室门，才赫然发现里面关着的是警卫施瓦茨，只穿着背心和内裤，制服被抢走了，额角有一大块瘀青。安德烈想必用某种钝器打晕警卫，然后用电线捆住了他的手。警卫苏醒之后设法挪动到门边，用脚踢了许久的门，晚班警卫却一秒钟都没有考虑过下来看一眼。盛着晚餐的盘子倒扣在地上，豌豆汤洒了一地，已经干了。

波恩情报站的两个外勤立即进行了一场徒劳无功的搜索，空手而回。离开波恩的路有许多条，而且安德烈已经逃脱超过18小时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足够他返回柏林再逃出边境。霍恩斯比否决了通知柏林情报站的提议，不能冒被克格勃截获消息的风险。

“我们等着。”霍恩斯比告诉波恩站的站长，“他想带那个男孩离开东柏林，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的。”

——

就在早班警卫惊讶地发现友善然而不幸的施瓦茨先生的时候，一辆满载马铃薯的小型卡车开进了西柏林。这些马铃薯大部分会卖给餐厅，剩下的将会在露天早市上出售。卡车的主人，农夫阿诺德，每周六凌晨启程，清早到达柏林，中午卖完马铃薯离开，过去十五年来都是如此。农夫阿诺德几乎从不拒绝站在路边要求搭便车的人，这让他的妻子不太高兴，担心总有一天会惹上抢劫犯。她让搭便车客坐在后面，和马铃薯呆在一起，今天也不例外，尽管今天的搭车客看起来相当斯文，绿眼睛充满笑意，说起话来好像有点奥地利口音。阿诺德想让他坐到驾驶室来，但妻子拒绝了，于是那个疑似奥地利人还是爬上了货箱，摇摇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马铃薯之间。

卡车在第一个需要送货的餐馆外面停下，奥地利人下来了，和农夫握了握手，走了，沿着马路往东，消失在拐弯处。

柏林还没有醒来。天已经亮了，但低垂的湿润云层挡住了太阳，把整个城市浸泡在一种雾蒙蒙的灰白色光线里。卖报人在做开门营业前的准备，从手推车上搬下成捆的报纸。街道尽头出现了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检查站，但里面没有人。安德烈躲进小巷里，继续往莱纳的公寓走去。

运送垃圾的车还没走，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钟左右，看着卡车驶远，才踩上垃圾桶，从那扇关不上的窗爬进去。莱纳的住处半开着门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个好兆头，安德烈在外面听了一会，确保里面没有人，悄悄走进去。

斯塔西来过了。他认得这种手法，九年前——现在想起来就像半个世纪前——汉斯的公寓也遭受过同样的厄运。所有抽屉都被拉出来，倒出内容物，扔在地上。抱枕和沙发坐垫被割开，满地都是棉絮。他踩上了一只打碎的玻璃杯，咔嚓一声。卧室也是一片狼籍，衣服和撕坏的书躺在一起，床头柜翻倒了，一盆奄奄一息的蕨类植物和泥土一起洒在毯子上。

如果莱纳在斯塔西手里，那只有一个人能告诉安德烈“麻雀”的方位。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，是汉斯死后不久。这个人不一定愿意帮他，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绑起来，交给“赫尔曼先生”，毕竟，在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时候，君特就是这样威胁安德烈的。君特·伯恩施坦，安德烈从不忘记任何一头小羊。

他拿起电话听筒，拨了伯恩施坦家的号码，铃响两声就有人接起了，一个女人的嗓音，“这是伯恩施坦太太，您找哪位？”

安德烈挂上电话，离开了莱纳的公寓，脚步很轻，在老旧的地板上几乎没有发出声音。

作者有话说：

[4]Bundesnachrichtendienst的缩写，西德情报机构，成立于1956年（两德统一后仍然用这个名称）

第三十章

伯恩施坦一家住在一栋五层建筑的二楼，高而窄的窗户淹没在其他数十个一模一样的窗户里。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了，提着篮子的，抱着面包纸袋的，腋下夹着报纸的，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像鳝鱼一样滑过，一手抓着车把手，一手按着鼓胀的帆布包。安德烈压低帽檐，混在他们之中，观察着公寓楼紧闭的大门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挎着藤篮出来了，安德烈大步跨过去，拉住缓缓关上的门，钻进门厅。

他按了门铃。里面传来一阵窸窣，夹杂着水烧开的呜呜声，一个穿着围裙的卷发女人打开门，疑惑地打量安德烈。在她身后，一个九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地毯上用蜡笔画画，一个婴儿躺在摇篮里，啃自己的拇指。

“抱歉周末打扰你们，”安德烈摘下帽子，“我叫安德烈，君特的同事，我需要和他聊两句，不会很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