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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故事旁边
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,但我又总是忍不住。
一方面,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;另一方面,也有必要提醒他们,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。出于责任感,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,由读者自行判断。
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。
朱瞻基的登基过程,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,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。
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,太子朱高炽即位,改次年为洪熙元年。他甫一登基,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,并着手开始筹备。(朱棣的年号为“永乐”,庙号是“太宗”。一直到了嘉靖年间,才改为“成祖”。所以在嘉靖年之前,明人只知有明太宗,不知有明成祖。)
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,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。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,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,密集到令人生疑。古人讲究天人感应,如此频繁的地震,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。洪熙皇帝无奈之下,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。
朱瞻基离京之后,先至凤阳拜谒皇陵,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。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,五月十一日,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。
这里用“突然”二字,并不夸张。根据《仁宗实录》记载,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,没有任何异状。没想到转天就“不豫”了。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,遂召见尚书蹇义、大学士杨士奇、黄淮、杨荣等人,由杨士奇草拟敕书,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,赶去南京通知太子。
海寿是朝鲜裔,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,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。永乐二十二年,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,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,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。所以这活儿他很熟。
海寿刚刚离开京城,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。五月十二日,他已从“不豫”转为了“大渐”,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。
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,历来众说纷纭。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,来自朝鲜。《李朝实录》记载说: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,到处打听八卦,有人告诉他说是“天震之”,就是被雷劈死了。赵忠佐回去之后,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,这事遂写进了实录。
陆釴所撰《病逸漫记》中,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:“仁宗皇帝驾崩甚速,疑为雷震,又疑宫人欲毒张后,误中上。予尝遇雷太监,质之,云皆不然,盖阴症也。”
可见朝鲜人纷传的“雷劈而死”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,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,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。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,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。
“阴症”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,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。他体态肥胖,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,如果不忌床笫之事,很容易造成问题。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,就曾谏言洪熙“暗中不宜近妃嫔”,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,差点打杀。
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,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“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,奄弃群臣。揆厥所由,皆憸壬小夫,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。”——“憸壬”的意思是“奸佞”,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,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,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。
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,我们大概可以猜测——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笫之欢,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。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,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。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,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。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,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。
当然,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。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,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,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,都无从得知。要知道,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,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,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,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,痛心疾首。
所以这个猜测,只是聊备一说罢了。
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,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。根据《明史》记载,他接下来的日程是:“五月庚辰,仁宗不豫,玺书召还。六月辛丑,还至良乡,受遗诏,入宫发丧。庚戌,即皇帝位。”
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,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。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,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。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,前后二十二天,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,合一千一百多公里。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,时间十分紧张。
有一种说法认为,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。因为从日程上来看,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,根本来不及。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,一定是提前返回。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?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。
这个说法,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。
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,可以粗略分成水递、马递与步递。前两者顾名思义,是靠船只与马、驴等进行消息传递。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。
和直觉不同,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,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。在驿道之上,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(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),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。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,腰系铃铛,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,直到下一铺。
根据规定,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,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。两华里折算一公里,也就是说,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,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,每次会跑上五公里,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。
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,非常轻松。
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,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,交接文书之后,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。就这样轮换接力,铺段相接,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,无须考虑休息。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,二十四小时之内,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,三百里地。
这个速度,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。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,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,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,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。
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,昼夜不停,速度会更快——所谓“八百里加急”。当然,这个“八百里加急”只是理论值,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、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,实际上日行五百里,也就是两百多公里。不计成本的话,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。(因为还要考虑黄、淮、长三条大河的涉渡。)
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,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。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,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。而“召还太子”,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。
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,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,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,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,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。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,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,及时返回。
换句话讲,在五月十八日之前,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。接下来,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。这个时间虽然很赶,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。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,是站不住脚的。
根据《宣宗实录》的说法,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,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海寿出发时,带着的是“上不豫”的消息,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。那么南京这个传言,到底何时兴起?又是从何而来?
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: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,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,以讹传讹,从“不豫”变成了“驾崩”,谣言歪打正着,反成了预言。
无论如何,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,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。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,这是一个敏感时期,必须小心,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。还有人建议,不要走驿路官道,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。
从这些提议来看,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,而且就在归途中。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。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,都太耽误时间。他这样说:“君父在上,天下归心,岂有他心?且予始至遽还,非众所测。况君父召,岂可稍违!”
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,颇有决断。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,即刻返回,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,根本反应不及。朱瞻基知道,在这个节骨眼上,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,多高的风险都得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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