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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。
忽的,沙汀老爷子捏着《红高粱》的稿子,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,忽然提了一句:
“这篇小说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?”
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,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。
“你比如说这几句。
‘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,腰挺直,头微仰。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,分不清鼻子眼睛.’
‘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,摆成两路纵队,水一样漫过来,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,大马探着头,迈着小碎步子,一匹追着一匹跑’
‘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、窄窄的长刀,嗷嗷地叫着,旋风般卷过来.’”
沙汀读了几句,“这样的描写,我总觉得有点问题,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?
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?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,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。”
沙汀越说,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,很多人都深以为然,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。
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。
在过去,现实主义的写作里,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,一种是坏人,一种是好人。
坏人就要坏的明显,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。
好人也要好的明显,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。
因此有了个说法叫“三突出”,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,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,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。
嗡嗡嗡时期,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“三突出”原则。
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,甚至小人书上,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,高大威武。
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,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。
像是《红高粱》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。
“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,焦黄、暗红,美丽、温暖,漂亮又亲切。”
“面容清癯,鼻梁挺拔,尖陡,眼睛黑亮,很像个口齿伶俐、见多识广的读书人。”
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。
“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,我分两点来解释。”
江弦开口道:“先,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,进攻就像是旋风,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?我认为是的。”
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,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。
沙汀指出小说里的这些问题,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,没有考虑周全。
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,这可就有问题了。
有大问题。
江弦自顾自接着说:
“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,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。
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,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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