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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不能因为有争议就删,那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,本末倒置了,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精彩。
在认可了江弦的观点以后,张洁又提出:“戴凤莲这个女性写的很好。”
《红高粱》这篇小说,主题是抗日,但戴凤莲骇人听闻的经历却最出圈
——跟她的杀夫仇人在高粱地里野合!
简单这么一提,可能很多人都会批判这个戴凤莲不守妇道。
可真正看完其中的内容,才会明白她是一个怎样传奇的女人。
戴凤莲从小盼望着一个识文解字,眉清目秀,知冷知热的男人,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人怀抱里缓解焦虑,消除孤寂。
但命运没有给她那样的机会,父母为了换取一头骡子,将她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。
她没有自怨自弃,她向命运起了反抗。
虽说是一个乡间妇人,但戴凤莲的身上具有温热、丰腴、泼辣、果敢等等的女性美。
她敢爱敢恨,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。
所以她毅然地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而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。
在戴凤莲身上写出了一种女性形象向男性的转变。
她有男性的理性,男性的强悍,以及男性的叛逆。
她不像后世的田园女权一样,要求这个、要求那个。
他就像一名雄强的男人,面对命运的不公,面对封建礼教,她要靠自己来为自己争取。
后来为了支持抗日,戴凤莲让唯一的儿子去战场,最后的结局是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。
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、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,戴凤莲怎么算不上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?
这是一位真正的女中豪杰,女性中的男性。
所以在小说里给她写了定场诗:
“女中魁戴凤莲,花容月貌巧机关,调来铁耙摆连环,挡住鬼子不能前。”
当然了,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。
戴凤莲同样有一些人性的漏洞,她所暴露的一些问题,同样是要批判的。
毕竟文学作品的很多角色都是很复杂的,是值得探讨的,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完全的,正所谓,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不出江弦预料,很快就有嘉宾认为不应该写戴凤莲的野合,这样写还是太大胆。
“这三观不正!”
江弦就好像那个舌战群儒的诸葛亮,马上搬出解释的说辞:
“《安娜卡列尼娜》中的安娜,16岁被家里安排嫁给大自己2o岁的高官为妻,过上了乏味的无性婚姻,于是出轨。
《包法利夫人》故事内核也近乎相似,都是寂寞少妇出轨走向毁灭。
这些都是享誉世界的名著,他们能这样写,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写呢?
我个人有个重要的观点,不一定对。
文学作品内容可以三观不正,甚至作家的性格、私生活也可以不正,但一个作家他创作的态度一定要三观正。
就像托尔斯泰创作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的时候,他在嘲讽安娜吗?
陀翁写《罪与罚》的时候,他在猎奇杀人犯心理吗?
阅读这些作品,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作家背后的态度,那是一种巨大的真诚与悲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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