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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（第2页）

继公善满洲人，虽为和相所引，无所依傍。时翻译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，顶冒传递之弊，繁不胜言。善首论之，场务始肃，迁太仆寺卿。八旗士卒蓄养马匹，多有冒领干饷，饲者十不二三。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，为蒙古所哂。善复犯众怒言之，弊遂清，满洲人恨入骨。至验马日，众误以戴菔塘（璐）为善，殴之几毙。

按：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所收《嘉庆初年谏臣》，采自《啸亭杂录》。书为礼亲王昭梿所著，生前未梓行。至光绪初年，始由醇亲王奕譞就其府邸搜集原稿，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，事过境迁，所记间失真相。如“继善虽为和相所引”云云，语气失实。

和珅将六部满洲、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，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。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，俾便位置私人。如继善，本为吏部员外，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。满洲部员，俸满多能外放，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，冷衙闲官，默然无声，为李慈铭讥为“仗马”，不过点缀朝仪而已。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。观其陈奏，实为满员中佼佼者，而任太仆寺卿，整肃马政一事，实为难得。《清史稿·兵志十二》：

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，康熙间改为上驷院，掌御马，以备上乘。畜以备御者曰内马，供仪仗者曰仗马。御马选入，以印烙之，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。上巡幸及行围，扈从官弁各给官马，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。

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，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，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。迨乾隆时，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。嘉庆中，物力渐耗，停木兰秋狝。十二年，减额马之半。道光九年，如盛京谒陵，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，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，盖二万六千余匹云。

嘉庆朝“减额马之半”，犹须一万余匹，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，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，总计约十一万匹，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。易言之，每匹马每年的草料，仅费银四两，当然是不够的，因而有“出青”之制，即继善奏中之所谓“出牧”。《清史稿·兵志十二》又云：

天聪时，征服察哈尔，其地宜牧马蕃息。顺治初，大库口外设种马场，隶兵部。康熙九年，改牧场属太仆寺，分左翼右翼二厂，均在口外。……置牧长、牧副、牧丁任其事，辖以协领、翼长、总管，官兵皆察哈尔、蒙古人充之。饲秣所需木槽、镞、镢、镩、杓，每群各二，五年一给之。总管三年番代。二十四年，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，视其赢绌，以第赏罚。二十六年，令八旗豢马，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，曰出青；秋冬回圈，曰回青。四十四年，将军杨福，请市马给兵丁，上不许。谕曰：“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，故无赔马之苦。历观宋明议马政，皆无善策，牧马惟口外最善，水草肥美，不糜饷而孳生甚多。如驱入内地牧之，即日费万金不足矣。”

清朝以武功得天下，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，木兰秋狝，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。又《清史稿·皇子世表序》“清初封爵之制”：“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，凡十二等，有功封、有恩封、有考封”。“非国有大庆，不得恩封；非娴习骑射，不得考封”。既然如此，马匹喂养，自为要务。而继善长太仆寺，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、侵蚀马干的弊端，勇于任事，殊可称道。

至误以“戴菔塘为善”的戴菔塘，名璐，浙江乌程人，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。他著有一部《藤荫杂记》，谈乾嘉京师的人物、时事，极有趣味。内多柏台故事，选记如下：

明重御史巡方，权倾督抚，统辖文武，士人释褐即得，人艳称之。昔有一富人二婿，一为守备，一为秀才，富翁轻生重备。后备历副将，生成进士。以御史巡方阅兵，副将披执郊迎，报名入谒，五更禀请开操。生于枕上赋一绝云：“黄草坡前万甲兵，碧纱帐里一书生；而今始信文章贵，卧听元戎报五更。”康熙初停止。雍正初，直隶三府设一巡察，二年报满。台湾巡察如之。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，闻犹是巡方体制。

按：所谓“巡察东三省”，实即“查旗”。照《会典》载：八旗、满洲、蒙古、汉军骁骑营，每营以御史一人；前锋营、护军营，每翼各以御史一人；火器营以御史一人，凡御史二十九人，于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御史内点派。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，查旗亦自必出关；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，则亦在被查之列，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。

诸城刘文正公，乾隆六年甫任总宪，即以桐城张、姚二姓官多，奏请裁抑。尚书纳亲，管理事务太多。任事多锐，一时风采凛然。纳亲果于金川偾事，桐城未久去位。

钦定台规，乾隆初告竣，其时未分十二道，迄今五十余年，更定典礼若干，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。不若六部卿寺，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。向日御史到任，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，内载仪注甚详，此历久不废者，近闻久不呈送，并饩羊而去之。

“刘文正”为刘统勋，与子刘墉（石庵）为乾隆倚重，眷顾不衰，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，上结主知。

刘统勋字延清，雍正二年甲辰翰林。乾隆六年丁忧服阕，授左都御史，到台即上两疏，一疏论张、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，大意是：

大学士张廷玉，历事三朝，遭逢极盛，然晚节当慎，责备恒多。窃闻舆论动云，张、姚二姓占半部《缙绅》。张氏登仕版者，有张廷璐等十九人。姚氏与张氏世婚，仕官者姚氏孔鋹等十人。

二姓本桐城巨族，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，或起袭荫议叙，日增月益，今未能遽议裁汰，惟稍抑其迁除之路，使之戒满引谦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。请自今三年内，非特旨擢用，概停升转。

又一疏论讷亲云：

尚书公讷亲，年未强仕，综理吏、户两部，典宿卫，赞中枢，兼以出纳王言，时蒙召对。属官奔走恐后，同僚亦争避其锋。部中议覆事件，或辗转驳诘，或过目不留，出一言而势在必行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，殆非怀谦集益之道。请加训示，俾知省改，其所司事，或量行裁减，免旷废之虞。

刘统勋这两道奏疏，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。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，犹为其次，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，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。

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。雍正能够得位，内靠隆科多，外靠年羹尧。及至脚步站稳，则非杀隆、年不可。平心而论，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，杀之以灭口，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，确有办法，更有信心。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。今有把柄在隆、年二人手中，好比打拳的人，身受暗伤，如果用劲稍大，暗伤牵掣，何能制人？因此，去隆、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，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。

隆、年二人中，去隆易，去年难。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，换句话说，他可以动用的帮手，远超过隆科多。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，有一种形迹不太显，但影响很深很远，即是“年谊”。

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，居然亦点了庶吉士，同榜有励廷仪、沈近思、史贻直、张廷玉，皆为世宗所重用，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、分化年羹尧的手法，其中特受眷遇者，是张廷玉。

张廷玉，大学士张英次子。当雍正即位时，官吏部左侍郎。《清史列传》本传：

六十一年十二月，世宗宪皇帝御极，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、励廷仪等办事，赐一品荫生。十二月擢礼部尚书，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，充副总裁。

雍正元年正月，入直南书房……八月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御制诗一章赐之，诗曰：“峻望三台近，崇班八座尊。栋梁材不忝，葵藿志常存。大政资经画，吁谟待讨论。还期作霖雨，为国沛殊恩。”

励廷仪庚辰二甲，点翰林，其时官内阁学士，被恩命后，充翰林院掌院，调兵部侍郎。

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，时官兵右，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，为圣祖实录副总裁。阿克敦即阿桂之父，出身满洲正蓝旗，姓章佳氏，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。

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，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禔，谋害太子胤礽，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，胤禔被圈禁，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禛，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，故终圣祖在世之日，胤祥未封，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，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。

雍正夺位后，佳氏；又乾隆朝四督两江、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，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，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，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。只以雍、乾两朝，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，故不能明其究竟。但只看章佳氏之后，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，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，亦可想而知。

张廷玉等三人，受命所谓“办事”，即是在“内廷行走”，做雍正的“特别助理”，主要的工作，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。